那年家里还住着筒子楼，厨房挨着公共厕所。母亲凌晨四点就摸黑起来熬粥，铝锅在蜂窝煤上咕嘟咕嘟响。我趴在吱呀作响的旧书桌上背书，总能听见她踮着脚舀米的声音，生怕吵醒我。最后一个月，她把厂里发的劳保白糖全锁进铁皮盒，说等我考完再吃，却又偷偷往我饭盒里多塞了两个咸鸭蛋。

　　高考第一天，母亲非要陪我去考场。她换上压箱底的蓝布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还别了朵捡来的栀子花。考场外挤满了家长，母亲局促地站在树荫下，手里攥着我用旧的搪瓷缸，里面装满井水镇过的酸梅汤。

　　语文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，我远远就看见母亲踮着脚张望。她的蓝布衫早被汗水湿透，却还在人群里冲着我笑。“考得咋样？”她变魔术似的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，“刚出锅的肉包子，还热乎着呢。”我咬下一口，油汁顺着指缝往下淌，母亲站在旁边，用扇子不停地帮我扇着。

　　第二天数学考砸了，我蹲在操场角落哭。母亲找过来时，裤腿上沾着草屑，手里的搪瓷缸晃荡着——酸梅汤洒了大半。她没问我发生了什么，只是挨着我坐下，从布兜里摸出块水果糖，糖纸都被捂得发软。“妈年轻时候，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利索。”她掰下一半糖塞进我嘴里，“再难的坎，咱慢慢走，总能跨过去。”

　　最后一门英语考完，晚霞把教学楼染成橘子色。母亲依然守在老地方，这次搪瓷缸里泡着胖大海。我接过杯子时，发现她手指上又红又肿，问后才知道，是早上摸黑熬粥时，不小心被烫着了。

　　放榜那天，母亲比我还紧张。她攥着录取通知书的手直哆嗦，老花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扶。当看到“本科录取”四个字时，她突然捂住脸哭出声来，肩膀一抽一抽，像极了我数学考砸那天的模样。

　　如今我在城市安了家，家里的搪瓷缸早已斑驳，母亲也添了白发。但每次回老家，她还是会变戏法似的端出酸梅汤，用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拍我的背，就像二十多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天，在考场外等我归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