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人们衣食住行又离不开商业，国家的坚甲利兵主要也靠商人赋税，刘邦也不得不“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”（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），允许商人“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”（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）。商业，在几千年重农抑商的环境中，像关汉卿笔下的铜豌豆，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”（《南吕·一枝花·不伏老》），倔强发展。

　　商业者，买卖也。“市”即“买卖所之也”。正是因为有了商业，才有所谓的城市。“北海市”的出现，跟做买卖的广府商人有着直接关系。

　　中国有三大商帮：晋商、徽商和粤商。广府商人属于粤商的分支，历史上指籍贯为南海、番禺、顺德等地的商帮。广州地区得风气之先，经商风气浓厚，特别是康熙晚年专事外贸的经纪机构“十三行”，培养了大量长袖善舞的商务人才。

　　北海“道光中成市”（清梁鸿勋《北海实录》），实际上早在乾隆初年（1736年），广府商人就涉足廉州、北海。由于生意好，吸引许多同乡前来。到了嘉庆年间（1796—1820），广府商人在廉州府西门外建了广州会馆。

　　北海的商业兴起，既有天时地利，更有人和因素。天时地利是咸丰初年（1851年）大成国起义，导致西江的梧州口岸阻塞，粤、桂、云、贵的土货与洋货往来，改由“众水交汇”、通江达海的北海进出。“人和”就是广府商人对北海的青睐。

　　广府商人看到北海的商机，纷纷抢滩。人多事繁，在中英签订《烟台条约》前14年的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广府商人就在北海设立了“办事处”——敬义堂。

　　敬义堂是广府商帮的“会议之所”——聚集议事的地方。所议的“事”，包括欠债、讨钱、打官司之类，聘请专人作“堂主”，会费按经营规模大小交纳，1905年前后，每年总的会费两千元左右。

　　广府人在北海和廉州市场如鱼得水，许多行业的“执牛耳者”都是广府人。

　　府城所在的廉州大典当铺“大生当”为何姓广府人所开，北海大药材店“广济和”老板是广府人。北海几家大的丝绸店，如“孔怡记”“昆纶”“广记”和廉州的“广益祥”也是广府人。蓝靛是当时最重要的出口物资，这种本属钦廉一带农民种植、加工的土产，一位陈姓广府人依赖雄厚财力和出口市场的优势，成为最大的商号。公行是口岸贸易的桥梁，进出口靠它牵线搭桥，不仅掌握着买卖双方的信息，而且还拥有专营权，持有一种或多种商品的特许经营许可证，买卖双方不得绕过公行自行勾兑。北海的公行，像著名的怡兴隆、合和兴等，掌门的都是广府人。

　　清末北海可以说是七十二行，行行皆有广府人身影。特别是经营杂货的贞泰、亨泰，这两家北海最为有名的大商号也是广府人所执掌。经营的货物品种包括副食、果蔬、腊品、海味、罐头、面粉、酒类、煤油、颜料、纸笔、日用五金，包括寿衣纸宝等，包罗万象，自己办有酱园、油行、酒坊等。

　　一句话，广府商帮承包了北海市民的衣食住行，掌控着北海的经济命脉。大量广府商人驻足扎根，这才有了日益热闹繁荣的北海口岸，推动了“北海市”的日益壮大。

　　广府商人为什么如此“剽悍”，能在北海“攻城略地”呢？

　　当时廉州、北海虽属广东管辖，但毕竟远离省城，风气不开，传统的耕读传家观念浓厚，人们耽于读书做官，把经商贸易视为贱业，觉得有辱斯文，远不如放贷收租光彩。相比之下，广府人舍得吃苦，得风气之先，敢于先吃螃蟹。客观上，外贸大宗商品来自广州、香港、上海等地，他们拥有货源之利，各地都有经商的同行，信息灵通，靠着乡党关系和长期经商形成的信用，可以凭一纸货单的书简或电报，就能调剂货品，互通有无。

　　清末至民国期间，北海市场的起落兴衰，与广府商人息息相关。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之后，随着时局变化，兵燹匪患日益严重，广府商人的江湖地位逐渐下降，本土商帮崛起成势。但人们不应忘记，广府商人对于昔日“北海市”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