置身周之后千年变局之中的屈原，意气风发，向着理想进发。

　　太阳每天都是红的，每天都是新的。

　　那时的楚国，还是强盛的，土地广袤，幅员辽阔，占据着江南的明媚山水和天宝物华，文化自成一脉，自由之风充盈三湘四水。

　　他和楚怀王同姓芈。他家也和昭家、景家一样，同是楚国的三大王族和望族。国家是百姓的，但更是君王的，贵族的。早年的饱读史书，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。

　　五霸的硝烟刚刚散去，七雄的烽火悄然升起，在那个都忙于革故鼎新的大时代，屈原也以改革者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。奖掖耕战，举贤能，反壅蔽，禁朋党，明赏罚，移风易俗。他的美政，让国富军强，楚国的天空一度清新。

　　所谓改革，就是改旧制，变法制，推新政，转新风，激活力，焕生机。但，一个“利”字当头，便会阻力四起。耳根软的楚怀王，信过谗言后，再看屈原时的目光，便失了嘉许。曾经肝胆相照的背靠背，变成了政治疏远的陌路人。

　　他是一座城，一座和楚国首都郢一样的城。当初，他从乐平里到兰台，从兰台到楚宫，转眼二十多年过去。本来，他和他的郢已经成为一体，他和他的楚国已经成为一体。但如今，他却被流放汉北。当年，丹阳之战，八万楚军在这儿战死，如今的汉北，已是一片荒凉。曾经强大的楚国，先是失了西北门户巴蜀，其后失了汉中，又失了邓。家国已是满目疮痍，楚国正由曾经的楚楚动人，滑向凄楚。想那改革之初，对内修明法度，对外联齐抗秦，一时江山牢固。怎奈没有大局观的楚怀王，眼瞅蝇头小利，缺乏战略定力，所以两次跳入张仪挖下的坑。朝秦暮楚的结果，就是失了齐国的信任。

　　苏秦、张仪、甘茂、司马错、范雎等，这些所谓的谋士群体，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，往好里说，他们是中国五千年最早的外交政治家，往不堪处说，他们其实是一群以诡诈闻名的挖坑人，周旋诸国，巧舌如簧，兜售计谋。尽管很多时候，骗术并不高明，却能屡屡奏效。在这些纵横家面前，楚怀王只有交学费的份儿。

　　七雄中，仿佛只有秦野心强大，十几代王目标明确，一以贯之，铸就虎狼之心。险恶的地缘形势，已经令各国政治家们的容错空间，变得小而又小。最早拥有楚长城的楚国，并不能以一己之力，保佑平安。楚文化的浪漫气韵，也明显与时代流行的暴力为王相悖。

　　楚国的灭亡是必然的，秦统一六国也是必然的。

　　一个向悬崖坠去的国家，靠一人之力，已经拉不上来。

　　身居汉北的屈原，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。

　　历史上的失败，从来都不会是个人的。所有以个人名义的失败，终归都要以群体的付出和承担为代价。

　　每一个人，注定都是成功或失败中的一分子。

　　他是一首诗，一首跟《天问》，跟《离骚》，一样长的长诗。

　　屈原摊开简片，用过去写公文诏令的笔，开始写作另一种文体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。反正一句一兮，一兮到底，直写得自己唏嘘不已，涕泗横流。屈原这一写就是二百多片竹简，停不下来，创下了一首诗的长度之最。其实，所谓《离骚》，它首先是写给自己的，其次是写给楚怀王的，唯独没想过这是写给其他阅读者的。他或许并不认为自己写的是诗，而自认为这是一篇情真意切的劝谏书。单纯的他，没别的更深远用意，他只是想把楚怀王叫醒，期待他回心转意，君臣相和，重新励精图治。但显然，楚怀王并非他的理想读者，他把一篇情真意切的劝谏文，读成了让他下不来台的政治讨伐书。君王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所以，他的第二次被流放，也便成为了必然。

　　以屈原的学识和抱负，他当然完全不必在楚怀王这一棵树上吊死，但他生就的是一株橘树，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，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他哪儿也不会去，他选择与自己的国家同荣辱，共进退。他只能发出天问，问天地，问自然，问历史，问当下，问自己。可惜混沌的时代，混沌的社会，混沌的君王，根本给不出答案。世混浊而莫如知兮！

　　没有答案，并不代表空问，他的旷世苦痛，他的美丽哀愁，他的愤懑忧思，开天辟地地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为伟大的精神之旅。

　　一个瘦瘦的，高个子身影，孤独着，细声慢语，泽畔行吟。这场景，令人心碎，叫人深思，让人坚强。

　　他是一条江，一条像汨罗江一样长的江。

　　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曾经的豪情满怀，已被现实击碎。水性极好的他，把身上绑满石头，向江底沉去。华美的《九歌》为他送行，也为一个时代祭祀。

　　汨罗江再长，也盛不下一颗高贵的灵魂。屈原，被接进了中国文学史。当那些政治上的失意，烟消云散之后，作为诗人的屈原，从此独领风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