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商开埠 毒患横行

　　近代北海，因通商崛起、凭海运兴盛。1876年，《烟台条约》签订，北海被正式辟为通商口岸，成为华南中外贸易的枢纽。伴随商贸往来，鸦片贸易接踵而至，土烟、吗啡等各类毒品先后借航线悄然潜入、大肆渗透。

　　晚清北海海关史料，清晰镌刻着毒品泛滥的真实轨迹。北海海关税务司惠达（Francis W.White）签署的《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（1882年-1891年）》记述：从1882年至1891年十年中，北海的鸦片贸易经帆船运输的曾大量经营数年，但没有可靠统计资料。而由海关监督所管理的中外船只运进口的鸦片数量波动很大，1881年有971司马担，1882年有50司马担，以后年进口量逐渐增加，1888年达1100司马担，之后渐渐下降——进口鸦片的渐渐减少是由于云南和贵州种植的鸦片在渐渐发展。进口的鸦片有三分之二运至玉林州及南宁府，其余三分之一在北海、廉州府及钦州销售。（编者注：1司马担等于60公斤）

　　1901年12月31日，北海海关专员保尔（Paul H.King）签署的《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（1892年-1901年）》，详细记录了当时猖獗的鸦片走私乱象：“鸦片的走私者是10个、20个或30个人成伙进行，每个人都有一条扁担，或说担挑，它是用一根结实的木条削尖，并装上一个令人生畏的钢头，时有时无地在扁担的另一端悬挂一支老式马枪，或者更新式的步枪。武器是公开作为防盗用的，但另一个用意则是用来恐吓关卡人员。”大量私烟经由北海流转，倾销至本地及高州、雷州、廉州等多地，毒患持续扩散。

　　《北海市志》亦对这段毒患历史翔实佐证：“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北海开埠后，北海沿岸鸦片走私严重，一些货主将鸦片从香港用趸船偷运到北海港附近，卸下小船，再流散入内地；或从广州湾经海路、陆路偷运到北海。清末每年经北海港散运至高州、雷州、廉州三府的鸦片4000-5000担，走私进口的鸦片超过申报进口的10多倍。在北海口岸从事走私进口鸦片的货主主要是美、英等国家人。”

　　毒品的大规模输入与泛滥，对民众身心、社会秩序造成毁灭性打击。《北海市志》记载：“鸦片的大量输入，市民中有2-3%吸食鸦片，而官僚及地痞中吸食鸦片人数达50%。”鸦片流毒遍及社会各阶层，民生与社会风气深受其害。

　　官民同心 抗争禁毒

　　甲午战败后，民族危亡意识空前觉醒，国人将鸦片泛滥视作国家耻辱，全国禁烟呼声强烈。身处毒患中心的北海，各界民众挺身而出，掀起一场场声势浩大的禁毒禁烟抗争运动。

　　首先是官方严督严治。据史料记载，清代时廉州口海关、北海常关，严格遵照粤海关政令，严厉惩处走私毒品行为，对私自收税、放行走私鸦片的海关人员严加治罪，对缉私有功人员予以嘉奖，奖惩分明、震慑有力。《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（1912-1921年）》记录了清末民初的禁毒成效：“海关已经尽了所有可能的努力，包括每年销毁数以吨计的鸦片毒品，控制鸦片的进口。”当时的北海地方政府同步跟进，按广东省府要求设立禁烟机构，查封烟馆，登记在册烟民信息，推进禁烟禁毒宣传，营造全民拒毒的社会氛围。

　　民众也自发奋力抗争‌。受虎门销烟爱国精神感召，北海民众自发组织拒毒游行，主动参与抵制鸦片流通、踊跃举报烟馆吸毒行为，北海禁毒有了重要民意基础。

　　经过四年多强力整治，北海禁毒取得突破性胜利。据《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（1912-1921年）》记载：“1913年北海进口鸦片再次下降。1914年从鸦片进口征得的税款几乎没有。1915年在本口岸历史上鸦片的进口第一次宣布为零。1916年也是为数甚微，这年早期进口的少量炼制鸦片是供鸦片专卖局的，该办事处在3月底关闭。1917年4月1日取缔鸦片的合法贸易。”

　　禁毒运动的胜利，有力铲除了长期侵蚀北海社会的毒品毒瘤，改善了民众身心健康，净化了社会风气，助力清末民初北海社会风貌的近代化良性转型。1912年民国肇始，北海延续严格禁烟政策，禁毒态势稳步向好。

　　1918年军阀割据局面形成后，各地军阀为筹措军费，以鸦片烟税为财源，重新开放烟禁，鸦片烟毒再度泛滥。1936年冬，在广东省政府的督促下，北海多措并举开展禁烟运动：扩大禁烟宣传，各学校组织禁烟宣传队，于节假日轮流露天演讲，各机关印制标语广泛张贴散发，宣传鸦片危害；设立戒毒渠道，引导烟民到普仁医院戒毒；加强禁烟监察，“以烟民戒绝人数为比例，定协助禁烟成绩之高下”；扩建公共娱乐场所，培育健康社会风尚；强化地方缉私力量，严厉查处鸦片私运、私售、私吸等各类涉毒行为。系列举措落地见效，到1938年，北海烟毒蔓延态势得到有效遏制，禁毒取得新进展。

　　医疗戒毒 温情助力

　　近代北海禁毒运动最具特色、最具温度的措施，是医疗戒毒模式的开创与普及。区别于单纯的查禁惩处，这套模式从生理矫治到心理疏导全方位救赎烟民，不仅帮助成瘾者戒除毒瘾，更拯救了深陷毒品泥潭的个体与家庭。北海普仁医院的公益戒毒实践，开华南地区医疗戒毒之先河，为近代禁毒事业提供了全新路径。

　　据《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（1882年-1891年）》记载：“医院1887年2月开业。辟两栋房屋作吸食鸦片者疗治用，由专门医护人员管理，他们被限制在这栋大楼的这块特殊地方。疗治不收任何费用，开支由各方自愿捐助。”

　　英国档案馆留存的一手史料，真切印证了普仁医院的戒毒成效。普仁医院创始人、英籍医生柯达在1890年3月1日撰写的《北海的医疗事工》中提及：“住院病房非常有限，但同时也收治吸食鸦片者……我们帮助他们戒了毒瘾，他们离开医院时把烟枪交了上来。”1892年《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告》记载：“当年戒除鸦片烟毒瘾者31人。”

　　1897年出版的《仁慈与真理》杂志亦记载：“1896年，北海吸食鸦片的人中有109位来医院求医，有些需要住院……医院专门为这些鸦片烟瘾者设了特殊病房。雇用专人监管和控制烟瘾者，治疗包括一些药物治疗。收缴了一些烟枪，慢慢帮病人戒掉烟瘾。一名医院劳工因疼痛被外面的人劝吸鸦片，不久即依赖成瘾，医院随即为其启动紧急戒断。”

　　英籍医生李惠来接任普仁医院院长后，戒毒工作持续推进。1906年医院工作报告记载：“两个鸦片烟民被接纳入院，我们尽能力将其治愈。”

　　普仁医院独创的隔离管控、药物矫治、心理劝导三位一体戒毒模式，有效帮助众多烟民戒除毒瘾、重获新生，口碑远播，享誉华南地区。据史料记载，1937年初，广东省政府把北海普仁医院确定为治疗鸦片成瘾者的中心医院。时任院长、香港籍医生林球璋积极配合政府开展戒毒工作，增加床位至140张，专门收治吸食鸦片成瘾者。医院创新运用注射疗法、安眠戒毒法等多元诊疗手段，适配不同患者的成瘾症状，帮助大批烟民成功戒断毒瘾，有效提升全省戒毒整体成效。

　　回望百年实践，北海近代探索出的“政府严打、医院疗治、社团帮扶”禁毒模式，贴合地方实际、成效扎实显著，为近代中国基层禁毒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北海禁毒工作开启全新篇章。1952年，全市组建由民政、司法、税务、工会、妇联、工商联及工人、居民代表组成的禁烟禁毒委员会，全域开展禁毒行动，共处置涉毒人员67人，其中处决1人、判刑60人、教育释放6人，缴获大批烟土、烟膏和各类烟具，肃清旧社会遗留的毒患余毒。近些年来，北海更是举全市之力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，打赢了示范创建攻坚战，毒情形势明显好转，成为全国禁毒工作的标杆。

　　百年烟云散尽，碧海长风依旧。站在新时代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禁毒抗争史，北海先辈拒毒护民、守土尽责的初心与担当历久弥新。在“爱生命，不吸毒”的永恒号召下，这段百年历史不仅是珍贵的城市记忆，更时刻警示世人：禁毒之路久久为功，守护生命尊严、护航社会安康，是跨越百年、永续坚守的时代使命。

　　（作者为市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、广西医科大学教授、社会科学研究员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