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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一座地下交通情报站旧址

刘忠焕
“海角站”旧址。 (北海市党史研究室供图)
  我来到合浦县公馆镇浪坡村委徐屋场北楼地下交通情报站——“海角站”旧址参观,已经是第二次了。三年前的秋天,我曾经受徐锡维先生的邀请去过一次,并写下了《徐永清和他的“海角站”》一文。这次,徐先生并没有给我任务,但我想,对于革命旧址的宣传是不嫌多的,还是应该从另外的角度去写一写“海角站”旧址,哪怕是纪念也好。

  一座隐藏在偏僻乡村的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性旧址,对于今天的村庄来说,已经不多见,因为经过岁月的洗礼,人为的变动,保护的力有不逮,大部分都已经不复存在,仅留下一个名称。而“海角站”则不同,徐锡维先生及其家人,出于对祖辈、父辈的敬爱以及对革命精神的敬畏,将这座祖屋保护得极好。他们每年都会回去一两次,对旧址进行清理、打扫和检修,不让其因为失修而倒塌。

  据徐锡维先生介绍,这座祖屋是他爷爷所建,他的父亲徐永清于1919年出生在这里,如此算来,祖屋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。这是一座典型的客家住房——泥砖屋。客家人在古时候喜欢夯筑围城,围城之内则盖简易的泥砖屋来居住,一来降低成本,量入为出;二来冬暖夏凉,住着舒适。

  泥砖屋虽然建造简易,但保护妥善也是可以延续百年不倒,譬如徐锡维先生家的这座。经过百年风霜侵蚀,老房子裸露着的外墙泥砖满是岁月腐蚀的斑痕,却仍然屹立不倒,那些凹下去的浅窝臼和突出来的小石子,隐藏着与时空百年对话的温度。

  这座小四合院的泥砖屋,坐西向东,西座五间房子,东座三间,南北各一间连起来,中间的一个小天井,如一个“P”字。南边是一处大门,也是唯一的出口,大门一关自成一统。这样的建筑形式,契合了客家人一大家子人聚居的心境。而1939年秋天之后,徐永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建立起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公馆区浪坡北楼地下交通情报站(后改名为“海角站”)时,这座小小的四合院,又成为了地下党组织领导、武工队员和伤病员过境、掩蔽和养伤的好场所。

  徐永清入党那年刚满二十岁,是在宗亲大哥徐永源和族叔徐汝竑的介绍下入的党。他们三个成立了浪坡村党支部,利用夜校、伏击盐警队等形式,去启蒙和发动浪坡村的年轻人,带领他们从事革命地下活动,在浪坡村种下革命种子,掀起革命浪潮。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,浪坡村的革命活动在公馆地区做得有声有色,他们三人也被尊称为“浪坡三徐”。

  徐永清当时在浪坡小学(时称公馆区第九联保小学)教书,后任校长,他以此身份作掩护建立交通情报站,得到了极大的便利。那时候,家里人对徐永清的革命工作很支持,徐永清白天要到学校上课,晚上才有空接待过境人员,或者护送领导到北边的白石水(现属浦北县管辖),有时候也送情报到广州湾(现广东湛江市)。当徐永清不在家时,徐永清的母亲陈汝秀、妻子陈秀莲就替代徐永清接待。特别是一些伤病员,不敢留在自己的家里疗伤,偷偷转到同宗亲的家里去,由女眷们去送饭、送药。

 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徐锡维是徐永清的小儿子,对于当年的革命事迹,父亲很少提及,都是母亲跟他讲一些关于“海角站”的往事。徐锡维在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《我的党员父亲》里说道:“1940年,父亲在中共南路纵队领导下的浪坡北楼交通站(即广东省合浦县公馆区地下情报交通站)任站长。抗战时期,祖母和母亲都在父亲影响下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,一家人接待来往的革命同志,掩护伤病员。一次,我的母亲为安顿好几位路过的伤病员,省下米饭给同志们吃,她自己忍饥挨饿,到了深夜,实在饿得撑不住了,就悄悄生火煮了点发芽的木薯吃,没想到中毒昏迷过去。”这样的事例,情真意切又让人觉得可敬。

  据党史资料介绍,除了伤病员,当时地下党的一些干部经常到徐屋场北楼来隐蔽或者疗伤,他们都是“缩山”(客家话,意思是进山打游击)的人。譬如阮明(时任公馆区特派员、钦廉四属特派员)、高谭(即谭俊,接阮明任公馆区特派员)、张进煊(时任合浦县委书记)、陈华(时任钦廉四属特派员、中共六万山地委书记)等等,陈华还是用轿子抬过来,因为他腿伤,走不了路。由此可见,北楼交通站对于革命很重要。

  那时的钦廉四属地区,党组织建立有一个完善的地下交通情报网,尤以公馆地区最重要,因为钦廉四属的主要干部如阮明、谭俊、陈华、张进煊等长期在公馆大廉山活动,指挥整个钦廉四属的革命活动。浪坡北楼交通站处于大廉山往南路特委的关键位置上,更加凸显了它的重要性,接待任务很繁重。据徐锡维母亲的估计,他们这个“海角站”至解放前夕,接待过境或者疗伤的人员超过千人。

  在浪坡村,因为徐永清的校长身份,备受乡邻的尊崇。浪坡村下属的自然村有十余座,如牛溷塘、大村、徐屋场、根竹山、新庵、园岭、大岭、茶山角、番薯坡、独山、亚婆墓、海山、麻老角等,大部分都是徐氏人家,属于徐永清的宗亲,因此,在遭遇公馆区公所军警的突袭或者围剿时,常得到宗亲的通风报信或掩护。据村里老人回忆,公馆圩镇旁边的牌坊坡村也多是徐姓人家,每当有军警集合出动的消息,他们便派人来到徐屋场报信,当即转移相关人员,让军警扑空。所以,成立北楼交通站以来,直至解放,这里都没有受到过破坏,是一个高效且安全的交通站。

  1947年冬,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指派姚国厚对交通站进行全面的整顿:一是重新定站名,以利于保密和联系;二是选派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担任站长,充实交通站工作人员。在合东南地区,把杨桃树村建立为交通总站,名为羊站,下设18个交通站:海角、捷讯、电波、海马、固本、联报、水波、海丰、海洋、战马、战车、海水、西林、天站、石云、高站、水车、坦克等。到现在,这些交通站的名字还记录着,但旧址均已不复存在,唯有“海角站”的旧址还在,这值得我们去维护与缅怀。

  如今,徐锡维家的这座老宅子,既是一部沉默的党史图书,又是一座活着的有机体。我们在它斑驳的墙体下触摸到革命年代的震颤,在陈旧的空洞中听见文明更迭的回响,这让我们深刻体悟到海德格尔所说的“栖居”本质——建筑不仅是容器,更是时间本身的生长形态。我们伫立于它的跟前时,仍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精神的传承。

  我们所参观的“海角站”旧址已经空了,里面没有一件旧物陈设,也长期没有人居住,里面的物件已被全部转移。徐锡维说,应北海相关部门的请求,他们把一部分“海角站”的物件和徐永清的一些个人物品借到了北海老街“丸一药房”的二楼的展厅里布展了,那里也是一个值得去打卡的红色教育基地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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